全球化与国际税收改革（上）

廖体忠（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现行国际税收体系的挑战越来越大，如何通过适当的改革对全球利润和公司税基进行再分配，以构建相对公平的国际税收体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本文尝试论述四个问题：现行国际税收体系、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国际税收改革、改革的影响及中国的选择。

一、现行国际税收体系

　　现行国际税收体系构建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由于该体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联盟各成员国之间利益平衡的结果，因此在历史上被称为“伟大的妥协”。该体系包含的共识性原则主要有五项：

　　1.积极所得在来源国有限征税；

　　2.消极所得在居民国和来源国之间分享征税权，但最终征税权归属居民国；

　　3.来源国对积极所得有限征税的门槛和限度是常设机构（permanent establishment，PE）；

　　4.常设机构和关联企业归属、计算利润时适用独立交易原则（arm's length principle，ALP）；

　　5.会计处理适用独立企业原则（separate entity principle），或独立会计原则（separate accounting principle，SAP）。

　　PE、ALP、SAP仍是现行国际税收体系的基石，已运行近百年。

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一）全球化

　　“全球化”作为一个学术用语，最早于1983年由哈佛大学教授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在《市场的全球化》一文中提出。“全球化”有不同的定义。在维基百科里，“全球化”是指地区间及国家间的经济通过跨境货物、服务、技术和资本流动构成的相互联系。货物与服务的流动是基础，然后才是技术和资本的流动。前者形成国际贸易，后者形成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推动国际融合与相互依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全球化是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动跨境流动导致的不同国家经济之间的融合（integration）。核心是“融合”，而且他把技术当资本看待。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对全球化进行了分层：第一个层次是货物和服务的跨境流动；第二个层次是技术和资本的跨境流动和配置；第三个层次是价值链的融合；第四个层次是数字化和自动化。四个层次由低向高、由浅入深不断演进，不同层次的全球化带来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对于国际税收制度而言，全球化带来的最为显著的挑战有两方面：

　　一是国际避税。目前，全球有近200个国家，按照主权原则分别制定各自税制。此外还有约36个独立行政管辖区，亦有独立税权。税权独立意味着，货物、服务、资本以及劳动跨境流动，必然面对不同的税制，并可以利用这些税制之间的差异、漏洞，造成国际税收领域一系列复杂问题，如转让定价、混合错配、信息不透明、滥用税收协定等，且最终导致国际避税。2013年至2015年二十国集团（G2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合作推动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使国际避税问题有所缓解，但缓解程度有限。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国际税收的挑战从来没有被国际社会认真对待过。是问题不严重吗？不是的，而是如西方人所称的“房中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即显而易见但又被大家视而不见的现象或问题。实际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当前包括国际税收体系在内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所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后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1916年，列宁提出“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指出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同年，列宁又提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即垄断不仅仅是公司的行为，国家也参与其中。后来，政治经济学领域还出现了若干提法，如新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主义、区域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制度垄断资本主义等，不一而足。本文所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具有五方面显著特征：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布局价值链甚至形成价值链一体化；资本和知识产权的集中形成跨国公司垄断利润；资本、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所有国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强大后盾；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垄断数据和算法。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伴随国际税收体系已久，在其演变过程中政治与资本相互呼应，产生了宏大的国际税收政治经济学叙事背景和丰富的语篇素材。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因为资本无国界，垄断势必从国内发展到国际。全球化则驱使资本超越国家，在全世界创造价值、汇聚利润，从而形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层面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由于没有世界政府，就不存在统一的反垄断法——这就会造成国际垄断比国内垄断更加严重。

　　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加剧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盛行。政治上以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为代表；学术界则主要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为代表。这些政治领袖和学术大家在政治和思想层面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其基本政策思路是放松管制，给市场松绑，让资本、技术跨国追逐利润；结果是产业资本向低成本国家转移，金融资本主义在美国崛起，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形成了新的世界分工体系和财富格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盛行的30余年，也是人类历史上财富增长最快的年代，更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最为凸显的年代。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在2008年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有所收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开始出现逆全球化现象。

　　除了新自由主义，一些国际制度也在无形中推动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是《巴统协定》，该协定适用于军事领域，后来发展成为《瓦森纳尔协定》。这两个协定都是对军用技术的垄断，不允许将军用技术转让给同盟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虽然两个协定仅针对军用技术，但也与民用技术息息相关。众所周知，很多高精尖技术都是从军用研发开始，由军用研发承担前期成本后再向民用市场扩张。互联网技术就是代表，美国军方承担了昂贵的早期研发费用，民用时价格就非常低廉了。其次，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法律，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协议》（TRIPS），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催生了知识产权垄断。此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制定的国际公法，也在促进全球化的同时产生了国际垄断负外部性。国际税收制度也在其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税收协定、常设机构、独立交易原则、独立会计原则、避税地、税收竞争等都促进了跨境投资，同时也降低了资本的国际扩张成本，加速了跨国公司集中与垄断利润。

　　美国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在美元霸权和大型跨国公司的加持下，美国攫取了全球最多的利润和财富。美国早先以产业资本立国，但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金融资本成了脱缰野马，加上强大的军事霸权，使得美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唯一的“核心国家”。其产业资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动下转移到低成本国家（地区），比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地区）因此深度融入美国秩序和全球价值链。中国改革开放后，由于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便宜，很多低端产业又转移到中国，中国得以参与全球分工，开始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很快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因冷战结束而进一步扩张。苏联解体和柏林墙倒塌之前，世界是两个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个阵营之间往来有限，贸易量不大，因此是有限的全球化。苏联解体和柏林墙倒塌之后，俄罗斯和前苏联国家纷纷加入全球化，两个阵营融合了，全球化程度更深、范围更广。

　　（三）新的世界体系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还有两点很重要。第一，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影响力超越国界，甚至对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及其制度施加影响，美国就是个典型；第二，核心国家通过国际垄断影响、剥削和控制外围国家，推动建立所谓世界资本主义秩序。

　　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沃勒斯坦（Wallerstein）将世界分为三个层级，大致是欧洲、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是核心国家，其他国家依次向外属于半外围和外围国家（参见图1）。该理论与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以及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提法，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比较好地阐释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从现在世界体系的真实情况来看，这样的划分已经过时，甚至不适用于1944年7月以后的世界。因为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美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显著高于欧洲和日本。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迅速演变为全球唯一的超级金融帝国。同时，美国在军事和科学技术上拥有绝对优势。而此时欧洲和日本则仍然以产业资本为主，在技术和无形资产方面虽然具有控制外围国家的垄断条件，但在金融资本方面远远落后甚至受制于美国。因此笔者认为，从1944年7月开始，特别是1971年8月15日以后，世界上真正的核心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欧洲和日本只能算作准核心国家。中国经过40余年的经济建设，目前GDP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有一部分技术和产业进入了准核心国家层面，也有少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5G技术等；但在金融方面仍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美元霸权，科学技术总体水平仍然落后于欧、美、日，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贡献仍然以劳动和制造业为主。至于其他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严重依赖原材料出口和初级产品加工，甚至主要以出卖劳动力求生存，仍然属于外围国家（参见图2）。

　　在这个世界体系里，资本、技术、无形资产、利润、财富等，是一个从核心到外围递减的过程，或者说是从外围向核心聚拢的过程。全球70%以上的利润都集中在核心国家和准核心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七分之一。

　　（四）国际垄断与国际税收

　　在国际税收方面，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划分大致符合世界体系的基本关系，但国际避税问题的存在使情况更为复杂。位于核心和准核心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了利润，留给来源国的公司税基很小。核心和准核心国家虽然理论税基大，但由于产业资本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加上国际避税以及税收竞争等因素，这些国家的部分税基又转移到了低成本和低税国家。BEPS行动计划缓解了部分国际避税问题，但要素成本差异依然会导致产业转移，从而连带转移税基。

　　需要看到的是，各国的税制结构不一样，因此税基转移对不同国家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比如，美国对公司所得税的财政依赖程度很小，公司所得税只占其联邦税收收入的不到4%，而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大于20%。美国公司所得税占比低的原因，一是美国国民收入高，个人所得税（含社会保险税，social security tax）收入对税收收入的贡献在70%以上；二是美国的财政支出并不主要依赖税收，而是通过美元霸权向全世界发债，征收铸币税，不得已时还可以实行所谓的“现代货币政策”（Modern Monetary Policy），将债务和赤字货币化。相较于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的公司所得税收入占比要高一些，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公司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则要大很多，税基转移对这些国家的影响相应就大一些。

　　因此，利润和税基分布出现了失衡。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国际税收体系和外围国家财政能力造成的严重挑战，包括五个方面：协同效应（synergy）、资本垄断、技术和无形资产的垄断、数据垄断以及垄断导致的绝对优势扩张，最后是利润的垄断。

　　1.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是指企业通过横向整合和垂直一体化整合，深度控制全球价值链，从而降低成本、扩大收益、垄断利润，产生“1+1>2”的效应。关联企业或上下游企业整合后的价值，就是被整合企业的现值加上溢价。这个溢价是规模扩张、成本节约、流程优化、资金共享、无形资产共享以及垄断等因素带来的，数额巨大。截至目前，世界各国从来没有在国际税收领域认真对待过这一问题。比如，可不可以拿出一部分协同效应产生的利润分给来源国或市场国呢？从现在的国际税收改革看来，这种讨论的意义重大。

　　2.资本垄断

　　根据《财富》（Fortune）杂志发布的排名，2014年，世界500强公司创造了31.1万亿美元所得，占全球所得的比重约为40%。这些公司不仅垄断国内市场，还垄断国际市场。2011年，世界100强的非金融公司所拥有的海外资产占到其总资产的63%，海外销售额占到其总销售额的65%。2014年，宝洁公司排名世界第100位，其创造的价值和阿曼（Oman）当年的GDP等量。跨国公司富可敌国毫不夸张。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指出，资本的垄断会带来财富分配不公，从长远来看资本（R）回报率大于生产（G）回报率，即R>G。因此，随着资本的扩张和垄断，利润与财富会更加聚集，不平等现象会越来越严重。如果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要素主要是劳动投入，而资本累积不足，无形资产占比低，那么这个国家的利润回报就会走低。当然，绝对量不一定下降，甚至还会增长，但占比会下降。这就是“新资本论”的秘密，也是过去一百年南北不平等拉大、相对贫困加剧的资本逻辑。

　　3.技术和无形资产垄断

　　微笑曲线很好地诠释了技术和无形资产垄断带来的影响。曲线的中间是生产制造、左边是研发（无形资产）、右边是营销（无形资产），生产制造产生的利润低，而研发与营销的附加价值高，这条价值链曲线就形成了微笑形状，构成了微笑曲线（参见图3）。

　　在20世纪70年代，微笑曲线两端的无形资产垄断没有那么明显，企业价值链每一个环节所创造的价值和所分配的利润趋于扁平。到了21世纪，这条曲线开始变成V字型或U字型，左、右两端的技术研发、市场开发、品牌、商誉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回报远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在价值链上拿走了利润的大头，留给生产制造环节的利润回报越来越低。

　　技术与无形资产垄断使利润又集中于垄断这些生产要素的国家。以2015年全球无形资产收益分配为例，美国的无形资产收益占全球的38.4%，荷兰占12.4%，日本占11.2%，英国占6%，瑞士占5%，德国占4.7%，法国占4.6%，瑞典占2.7%，爱尔兰占2.3%，韩国占1.9%，中国和其他国家加起来才占到10.9%（参见图4）。

　　4.数据垄断与绝对优势扩张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垄断相对工业经济时代更甚一筹，因为数字经济下全球化可以通过绝对优势的扩张，消除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看的是机会成本，数据垄断和人工智能会驱使劳动机会向数据、算法和资本聚拢，不拥有数据、算法和资本的国家将被边缘化，甚至被排挤在价值链之外。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之前，人类价值创造的基本构成是：资本+技术+原材料+劳动。在数字经济时代，人类价值创造的基本构成变为：资本+数据+算法（算力）。投入资本和数据，再加入算法，公式开始运行，价值创造过程就开启了。

　　需要指出的是，数据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还具有社会学属性，可能带来一些异化问题。根据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的观察，人类面对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另一个是虚构世界。前者是客观存在的；后者是人类通过想象、智慧以及相关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据此，数据可分为事实数据（factual data）和虚构数据（fictional data）。前者指物理世界及其运行产生的数据，如宇宙、太阳、地球万物及其运动；后者是人类智慧活动产生的数据。马克思早已观察到了人类被工业资本主义所异化的现实，而在数字化或智能经济背景下，人类可能被自己创造的虚构世界所反向控制。当前，“数据主义”（Dataism）的概念正在逐渐成为现实。当某些个人、法人或国家掌握了足够多的数据并拥有独特算法和强大计算能力以后，就可以通过数据和算法主宰人类社会生活。

　　谷歌（Google）是数据垄断的典型，2020年该公司占全世界数据搜索量的92.05%。数据垄断通过颗粒度、细分度、排他性等，产生、强化并固化垄断。同类公司还有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奈飞（Netflix）等，它们都拥有独特算法和强大垄断能力。数据的垄断和算法的排他性本身会阻碍第三方进入市场，从而减少甚至消除市场机会，为垄断者制造绝对优势，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

　　5.利润垄断

　　垄断导致利润集中。根据麦肯锡公司的统计，2015年全球三分之二的利润来自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大公司。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跨国公司剩余利润占总利润的比重情况，1995年-2000年所有公司剩余利润占总利润的比重是4%，但全球排名前100的公司剩余利润占其总利润的比重为16%；2001年-2008年，两项数据分别上升为19%和30%；2009年-2015年，两项数据进一步上升为23%和40%。（参见图5）。

　　图6是1970年-2016年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无形资产收益比较曲线。灰色曲线代表高收入国家，黑色曲线代表中低收入国家。从灰色曲线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无形资产收益一直不断增长，并在1985年以后显著上升。而黑色曲线与横轴几乎重叠，代表中低收入国家无形资产收益几乎为零（参见图6）。

　　表1是作者绘制的，比较100%数字化跨国公司A、50%数字化跨国公司B，以及零数字化跨国公司C，在市场国的征税权差异。

　　跨国公司A完全数字化，且协同效应收益、无形资产收益、数据都归属公司居民国，在市场国有销售，但没有物理存在，因此在市场国的征税为零。

　　跨国公司B数字化程度为50%，同样，协同效应收益、无形资产收益归属公司居民国，但在市场国设立了常设机构，部分经营数据产生在市场国，市场国拥有有限征税权。

　　C是传统公司，没有数字化，协同效应和无形资产收益仍然归属公司居民国，但在市场国设立了子公司，子公司运营数据在市场国产生，市场国对C有征税权，且大于A、B。

　　三者比较来看，随着数字化程度的加深，市场国的利润趋零。数字化进程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而大大提速，很多观察家认为，此次疫情会成为世界经济的分水岭，人类社会创造价值的主要方式将转向数字化，数字化的结果是“赢者通吃”，因为它导致资本、技术（主要是算法和算力）、数据的综合垄断。

　　以上通过对协同效应、资本、无形资产、数据和利润垄断情况的分析，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加大了国际垄断，并因此威胁世界体系和国际税收体系的公平和稳定。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国际税收》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