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悦：疫情经济下数字企业的窘境

戴悦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全球抗疫的大背景下，无论是硅谷、纽约、巴黎、伦敦、柏林、还是香港、上海，大家瞬间都成了电脑屏幕前的“码农”“直播专家”、宅家办公，网络上课。众多的餐饮、旅游、娱乐等服务行业陷入瓶颈，甚至面临破产的风险。然而，互联网行业中的部分平台，用户量激增，员工加班加点，挺住了动荡的股市。但这也加剧了对数字服务税改革和保护用户隐私问题的紧迫性。当英国首相Boris Johnson也是通过Zoom网络会议与同事讨论工作议程时，马斯克因视频会议软件频发的用户隐私安全禁止6000多名员工使用Zoom。目前，已经有代表股东向美国加州北区地方法院提交诉状，对视频会议软件供应商Zoom及部分高管提起集体诉讼，认为Zoom因视频通信服务没有“端到端加密”而缺乏足够的数据隐私和安全措施，对业务、运营和合规政策做出重大虚假和误导性陈述，违反美国联邦《证券交易法》。
    数字服务税是什么？

数字服务税是以英国、欧盟国家、印度等为主提出的针对互联网巨头的税负。在新冠疫情全球爆发的同时，经合组织也火烧眉头，非但没有延期数字平台的征税改革计划，更是刻不容缓的组织各国进行网络会议，讨论疫情对互联网平台的影响和推进改革进程。虽然大部分带头提出数字服务税的国家还在按兵不动期待年底能够实现的国际合作（此处点名表扬法国、西班牙），但也不乏单独行动的国家，例如印度、英国。印度政府在2020年3月26日宣布，从4月1日起在本国内对提供数字服务的国外企业征收2%的数字服务税，并认为，只要互联网企业的最终客户在印度（或互联网地址在印度），印度即取得征税管辖权。印度的做法虽然略显激进，但是印度政府的执行效率偏低，数字服务税将会如何推进还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作为最早提出数字服务税的国家之一，英国也于4月1日起开征数字服务税，即针对全球销售额超过5亿英镑且至少有2500万英镑是来自英国用户的公司开征，税率为2%。数字服务税征收对象包括Google, Facebook在内的以互联网广告、搜索引擎、社交媒体为主的公司，也包括Amazon、eBay等跨境电商平台。英国政府对于数字服务税的渊源可溯及2015年4月：为防止跨国企业人为规避英国常设机构制度，或利用不具有经济实质的安排或架构规避英国税负，英国政府针对“人为利润转出英国”的行为开征了转移利润税(diverted profits tax)。转移利润税相当于数字服务税的前身。跨国数字服务企业通过数字经济活动从英国获取的所得，若被认定为是规避英国常设机构的情形，则需要缴纳转移利润税。2018年11月，英国税务海关总署预计，数字服务税可为英国政府于2020年新增2.75亿英镑税收，至2023年可带来超过4.4亿英镑税收。但英国政府预算责任办公室也承认，关于新税制，仍有很多新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企业的数字服务税支出是否能在所得税前扣除？新税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多大？企业可能会采取哪些避税方式？而全球真正会受到数字服务税影响的企业，屈指可数。部分研究也认为，互联网巨头也会通过提高commission fees而将数字服务税的压力转移到终端消费者。
   在税收方面，电子技术对交易模式带来的改变使现有的国际税收体系很难让所有参与该项交易的国家都满意于应税所得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普遍而言，美国互联网巨头因在多国存在巨额交易却没有常设机构而首当其冲。欧盟等国家受现行国际税收规则的限制，无法对这些互联网巨头征税。卫报、金融时报一直在追踪报道欧盟和英国的数字服务税问题：Google, Facebook, Amazon每年在英国的收入超过十亿美元，其中Facebook 2018年在英国的销售额达到16.5亿英镑（约合20亿美元），以现行纳税规则计算，Facebook应纳税3250万英镑。为解决无法征税的困境，欧盟率先提出“数字服务税”的试行提议。奥地利在2018年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一直对其他成员国施压，要求成员国通过欧盟对于“数字（产品）销售”开征新税的提议。
   众所周知，互联网巨头的母公司集中于美国、中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在税收主权上，数字服务税会进一步扰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利润分配争议。这也体现了BEPS行动计划在“地域”管辖权与“居民”管辖权上的局限性。为此，建立数字常设机构(Digital PE)或许会更容易地在多国层面达成共识。根据传统常设机构原则，外国公司必须满足一定条件，包括在当地有固定的运行地址和运行时间，地域国才有对利润征税的权利。也就是说，越来越多无需常设机构即可运行的数字科技公司可利用无常设机构这一项国际税收规则漏洞，规避在地域国的税负。相反，数字常设机构将扩大现行制度下对常设机构的范围限制，较为灵活的适应数字化的市场交易模式，但构造数字常设机构的细则也需要各国共同商议。
    数字服务税与“疫情经济”有何关联？
    疫情之下，每天都充斥着股指动荡、油价战争、欧美失业人数剧增等新闻。为缓解国民和本国公司的税负压力，多国也纷纷推进减税措施。比如，美国通过2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和多项大规模减税政策。虽然全球经济下滑，但Zoom、抖音／Tiktok、Netflix、Youtube等平台的用量却激增。因近期暴增的使用量，Netflix、迪士尼频道、Youtube也决议下降其在欧洲地区的视频分辨率。
   由于国内大量的公司和学校在2月开始广泛使用Zoom和腾讯会议系统进行视频会议和教学。以Zoom 为例，截止2020年2月底，Zoom用户增长量为去年同期的3.5倍，2月期间股价增长40%。据4月1日研究机构Apptopia数据显示，因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和学校在3月也转为在家办公和线上教学，Zoom的平均用户数在3月份达到了竞争对手微软Teams的3倍左右，3月份的活跃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1%，市值自2020年1月底增长1倍，较去年4月IPO价格（36美元）上涨逾3倍。
   此处穿插一则关于ZOOM小故事：我们听到Zoom, 默认指的是Zoom Video Communication(股票代码ZM)，但也有不少投资者误买成身处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的Zoom Technologies Inc（股票代码ZOOM）的股票，导致后者股价也大幅度增长，但后者自2015年没有做过任何公开披露。为此，美国证监会为保护投资者，暂停了Zoom Technologies Inc的股票交易，担心投资者在没有该公司的公开财务信息的时误认为其是活跃于世的ZM。投资者啊, 还是要look closely啊。
   笔者这种大龄青年自认为已经不再是抖音/Tiktok的target audience. 但字节跳动还是俘获了一大批Millennials和00后的内心。2020年2月，Tiktok在Apple Store和Google Play的下载量达1.13亿多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96%，超过了Facebook和Whatsapp的全球下载量。世界各地青年们都通过Tiktok分享“life under quarantine”，也有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开始通过小视频分享前线抗击疫情的故事，科普大家如何科学的使用口罩、洗手、消毒超市货品等等。近年内，因缺乏用户隐私保护、对未成年人使用直播视频的管理不当，也屡遭境外诉讼案件困扰。
    虽然视频直播平台等用户量大增，但是，这并不直接意味着这些互联网公司必定属于盈利的状态。例如，像Linkedin此类偏向于职业发展的社交平台，很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公司招聘投放的广告费，但在就业不景气的疫情形势下，公司招聘需求大幅下降，Linkedin的收入来源也直接受到负面影响。哪怕是Youtube，在视频服务观看量大增的一周内，其CPM(cost per mille每千次展示费用)收入也下降了8%。同样，由于市场对购买广告的需求越来越少，依赖广告收入的Google、Facebook也受到了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自2020年3月11日起，Amazon已经大幅减少在Google投放的购物广告和文字广告。回到税收的主题上，在这个连互联网巨头也收入紧缩的节骨眼上，印度政府单方推进的数字服务税，必然会加重这些公司的经济负担。

两难境地-It’s a Dilemma

目前，经合组织是按照网络会议的模式推进数字服务税改革的多国会议。但是，疫情无疑已将多国政府的政治注意力集中转移到抗疫工作中。对于资源极度缺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当政策制定者把有限的政府资源投放在抗疫时，其在国际税收谈判中的观点和利益也可能会被边缘化，陷入难以发声的困境，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的国际谈判资源。
   而对于互联网巨头而言，国际税收改革虽然是大势所趋，但在大部分互联网公司的生产经营已然受到冲击的节点上，如何应对数字服务税的施行再次成为了议题的重中之重。考虑到中国在短期内独自开征数字服务税的可能性非常低，互联网公司更应关注的是增值税规则的增补以及如何应对常设机构规则的修订带来的影响。       

我们会继续抽丝剥茧，讨论互联网公司可以如何应对数字服务税和用户隐私问题。再进一步，在经合组织的第一支柱or第二支柱下，以广告收入为主的互联网公司又该如何应对？Tune In!